莫迪胜选连任，中印关系何去何从？

　　这是该机制时隔4年零5个月再度重启，上一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于2019年12月在中国成都召开。该机制为何得以重启，对中日韩三边合作有何意义，对于地区局势又会产生哪些影响，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。

　　成都共识为会议重启创造条件

　　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诞生于东盟10+3会议。1999年，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菲律宾出席东盟与中日韩（10+3）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早餐会，启动了三国在10+3框架内的合作。2000年至2007年，中日韩三国领导人每年在出席10+3等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举行会议。

　　2008年12月，中日韩三国首次在“10+3”框架外举行了中日韩领导人会议。2011年，设立了中日韩合作秘书处，标志着三国领导人会议机制化。到2019年12月，共举行了8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。

　　2019年在成都举行的第8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是该机制的高光时刻。在当时单边主义、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大背景下，三国发表了《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》，通过了“中日韩+X”早期收获项目清单等成果文件。

　　《未来十年展望》是具有战略性的文件，强调三国升级合作，加强战略沟通和政治互信。其中还特别指出，致力于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，强化现有国际规则，确保公平竞争以培育良好营商环境。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，放在美国搭建“小院高墙”的今天，也有重要意义。

　　疫情期间，三国领导人会议和拟定推行的部分早期收获合作项目被迫中止。疫情过后，由于东北亚形势中的对抗性因素增加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仍未重启。

　　这种情况在去年11月韩国釜山举行的第10次三国外长会上有了改变。会上三方一致认为，应坚持将《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》等领导人共识落到实处，同意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创造条件，加紧相关筹备工作。重新认可成都共识，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重启创造了条件。

　　到今年5月，新任韩国外长赵兑烈访华，这是韩国外长时隔6年多首次访华。由此，敲定了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恢复。

　　为稳定关键产业供应链打开空间

　　据韩国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金泰孝介绍，对于此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，作为东道主的韩国设置了6个领域的合作议题，分别是促进人员往来、携手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、推动经贸合作发展、解决卫生和老龄化问题、推动科学技术数字化转型以及解决灾难和安全问题。

　　这些合作项目有助于稳定三国的经贸联系，但更值得关注的是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。中韩自贸协定已于2015年12月正式生效，自中韩自贸协定实施以来，双方已四次削减关税，目前双方零关税产品贸易额超过50%。

　　美国一直在鼓动其盟友在半导体等关键产业与中国脱钩断链。近期，美国正向韩国施压，要求其限制用于制造高端逻辑和存储芯片的设备和技术流向中国。

　　但韩国在半导体原材料和成品出口等方面对中国的依存度很高，中国的区位优势不可替代，如果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取得成果，有助于化解美方的断链行动。

　　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，中韩自贸协定谈判的新进展对于2012年启动的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也有示范作用。日本对于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一直持保守立场，4月26日，日本政府还宣布将对半导体等领域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，这种跟随美国的短视做法有可能成为“回旋镖”，让日本失去稳定的原材料供应和庞大市场。

　　中日韩自贸协定预期覆盖的零关税产品高达90%-95%，超过中国—东盟自贸区的水平。这对于三国而言是巨大机遇，而三国领导人会议的重启，提供了新的契机。这是三国领导人会议最值得瞩目的潜在合作空间。

　　还有不少要消除的合作“断点”

　　毋庸讳言，除了可见和未开发的巨大合作利益外，韩日两国政府低迷的支持率，也是三国领导人会议重启的因素之一。

　　近年来，韩日两国均有不少破坏三国合作之举。然而，在战略上与相关国家和军事组织积极靠近，在与中国核心利益相关的事务上不断试探、踩线，并没有获得政治分数。加之美国大选、乌克兰危机、朝鲜半岛形势出现新变数，修复对华关系就成为必然选择。

　　在这方面，韩国比日本更加积极一些。韩国在野党主张稳定对华关系、不介入台海事务的声音不断。新任韩国外长赵兑烈也曾表示，“韩中关系不亚于韩美关系”。加之尹锡悦需要外交成果，朝野有修复对华关系的共识。

　　相对而言，日本还没有调整对华关系的行动。4月，岸田文雄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称，“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中国”。三国领导人会议举行前，岸田文雄还要求中国撤销日本水产品进口禁令，这些言行显示，日本还未从战略短视中跳出来。

　　在可见的未来，中日韩深化三边合作，还有不少要消除的合作“断点”。这需要相关国家用更长远的目光看待对华关系，或许还需要重大事件的“刺激”。但无论未来如何演变，三国领导人会议的重启，都是重建信任的重要一步。在相关势力不断渗透的大背景下，这一步对于三边关系的稳固，无疑是有重要价值的。

　　撰稿 / 徐立凡（专栏作家）